早报记者 姜丽钧 俞立严

　　3月5日上海代表团审议中，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表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力争在运行一年之时，总结推出首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和机制。那么，届时会有哪些经验可复制和推广呢？早报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权衡。

　　东方早报：有说法认为，自贸区就是圈一块地，引进一些外资，搞一些建设，对此您怎么看？上海自贸区到底值得学什么？

　　王战：自贸区根本无地可圈，那个地方28平方公里，70%原来有设施有建筑，又不给优惠政策，有六七千家企业来登记注册，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现有的行政审批政策需要改革。时间就是金钱，我和一些民营企业家讨论过，为什么现在没有优惠政策，你愿意来？他说，“你给我优惠政策，实际是对审批制度的一种补偿。我今天明明看到是有商机，却叫我等到很多天以后，产生的结果可能商机已经没了，也可能被人家抢去了，也可能让我钱赚少了。现在我看到商机，在自贸区登记注册了，只要14天就可以赚钱，我要优惠政策干嘛？”所以说，企业家的本事是在市场赚钱，不是通过优惠政策赚钱。

　　自贸区几个月登记企业的数量是整个外高桥保税区十几年的量，这是为什么？企业家一讲就明白了。很多人讲自贸区干什么，其实自贸区干什么那是企业的事情，企业家自己会抓住商机，你的审批制度只要使他做成这件事情就可以了。有企业家问，“我在自贸区搞一个船舶加油的业务可不可以？”我说，“负面清单里有没有规定不可以？”他说，“没有。”我说，“那当然可以。”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他说上海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船都在新加坡加油。这说明，企业家会去发现商机，不需要我们去为他操心。可以做什么是企业家考虑的问题，政府要做的是从安全审查，从国民经济命脉角度去界定不可做的事情。

　　东方早报：自贸区的改革试验中，哪些经验有可能是首批可复制推广的？

　　权衡：首先是审批制度，自贸区已经有6000多家企业，它是如何简化投资审批的环节和程序的？在其他地方，办企业审批的时间很长，各地都在推改革，但怎么推呢？上海已经有6000多家企业的审批经验，已经可以去进行推广。另一个经验是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今年还准备把它的管理名目进一步缩短，同时进一步加强它的透明度，将来其他地方也可以在上海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做探索。

　　王战：可复制可推广实际是从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这个角度来说的，整个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审批的改革，都需要有一种推动力。自贸区实行的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实际上意味在负面清单之外， 政府不应该做审批，而应该采取市场经济通行的登记注册的办法，这不就对全国建现代市场体系，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是一个推动，对落实三中全会决定有普遍意义，这也是中央重视自贸区的重要因素。转换成文件就是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我们对企业管理上的越位和错位的问题。今后凡负面清单不涉及的内容，只要形成成熟的管理制度，都是可以复制推广的。

　　东方早报：上海在推进的包括自贸区在内的改革试验中，最难啃的硬骨头是什么？

　　权衡：实际上最难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创新，自贸区和一般政策创新、功能创新、法律法规清理不一样，其他都是地方上就可以操作，自贸区本质上的制度创新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审批制度的改革，海关监管模式的创新，这些方面都是全新的，都是比较难的，对上海的挑战也是比较大的。第二个是在具体的政策落地的过程中，如何真正按照国际惯例来运行，从大背景看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都在发生新的改变，如自贸区确定六大类服务业的开放，怎样既要健康运行，又要符合国际惯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探索，也是个难点。

　　东方早报：面对这些难点，上海应该如何突破？

　　权衡：我个人觉得第一个是顶层设计。自贸区作为国家改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顶层设计主要还是涉及中央层面的协调，包括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协调空间有多大，就意味着制度创新的空间有多大，这非常关键。第二个从自贸区本身来说，要有实践，探索和创新的精神，意识和理念。现在要改变对原来的法律法规的依赖，思想上要有大的解放，不能受原来约束。当然涉及法律法规的就要进行调整，让法律法规为自贸区的创新腾出更多的空间。第三个是要慢慢探索，一点点突破，让中央顶层设计的政策逐步变成自贸区可操作的项目，下一步再考虑到其他地区去复制。

　　东方早报：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应该如何防范风险？

　　权衡：除了制度创新，自贸区最重要的一个改革是服务业的开放，包括金融业的开放，利率、汇率的市场化，资本账户的开放试点等等，短期内可能会对金融部门银行业带来一些挑战。如利率市场化后，存贷差的口子会缩小，外部的挑战、竞争可能会更激烈。现在，我们的整个金融部门的资产和房地产业有密切联系，究竟债务风险有多大？这里头要特别把握。第二个方面的风险可能是管理方面的， 政府监管方式转变后，新旧模式转换间会不会出现管理上的真空，在自贸区要注意避免。还有一个方面是外汇市场、资本市场的开放，会不会导致国际资本流动大的波动，如何防止热钱的冲击。我想在金融风险、管理风险和外汇风险方面，上海要特别注意压力测试，确保渐进的开放和渐进的风险释放。

　　东方早报：自贸区试验最终是要形成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全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政府监管模式，请问您有什么看法？

　　权衡：这其实跟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是一致的，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键是政府能不能为所有的企业和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包括机会能不能公平？规则能不能公平？权利能不能公平？这也是三中全会强调的，取决于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界定和处理。自贸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通过审批制度的改革，通过投融资管理制度的改革，形成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通过自贸区的试验能够探索出好的经验和办法，从管理层面上来说制度创新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自贸区引进多少企业，引进多少投资确实不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为什么要到自贸区来试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体现了开放倒逼改革的理念。以前，我们改革的动力很强，因为有经济利益上的追求，所以过去的改革容易推。但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完全靠自我的改革，会出现动力不足，甚至还有阻力，那只有通过开放，把国际惯例、国际规则、 国际通行的做法引进来，作为国内的一种改革示范、标本，看看我们跟国际比有没有差距。通过自贸区开放的方式，为中国的改革形成一种新的、内在的动力，就是把外部的压力变成动力。这种模式也不光在经济体制领域，运用到社会管理创新、文化体制等方面，都可以探索到新的东西。

(原标题：“上海自贸区审批 和负面清单制度可首批推广”)